送走了協和醫院的“急診科女超人”于鶯，又迎來了原上海長征醫院副院長繆曉輝，因去年底毅然走出體制自由執業的微博名人張強醫生也決定把這里作為第二執業地點——離開業還有近半年，上海國際醫學中心的人才名單星光閃耀。 饒是如此，在上海國際醫學中心自己主辦的首屆“醫界領袖和意見領袖沙龍”上，首席執行官（CEO）辛樹林仍然遭到關于其人才儲備的追問——除了上海交大系旗下12家公立醫院的支撐，上海國際醫學中心能否招到足夠多的優秀人才？ 醫師多點執業政策確能化解燃眉之急，然而現任上海沃德醫療中心首席血管專家的張強直言不諱地表示，他并不看好未觸及體制變革的多點執業，未來的方向還是自由執業。毋庸諱言的是，高端醫療發展最亟需的頂尖醫療人才，或許正是最不愿意脫離體制的群體。這個問題的根本解決，惟醫改的深化而不能。 供需錯配 越來越多的醫生逃離公立醫院，是不爭的事實。僅2011年一年，上海某公立三甲醫院就有20名醫生辭職，北京協和醫院內科曾一年內有10名醫生辭職。2012年，協和腎內科主治醫師朱巖和著名心血管專家胡大一的“出走”成為震動醫療界的大事。2012年底又一位著名血管外科專家張強醫生走出體制，今年6月于鶯辭職。 他們逃離公立醫院的原因，遠非簡單的高薪誘惑，而是日益看到了體制的弊端。 于鶯就曾說過，航母式的大型醫院，最終會讓一線大夫尤其是急診科醫生成為炮灰。而類似協和這樣的頂級三甲醫院人滿為患的背后，是基層醫療體系的孱弱乃至萎縮，患者就診的倒金字塔結構難以得到扭轉。 而于鶯反對過于重視SCI論文的評判體系，也在醫生同行中多有共鳴。先她一步離開的協和同事朱巖自述“更喜歡給病人看病”，然而公立醫療體系內，醫生的地位不僅取決于醫療技術服務，還要看在學術圈的地位，朱巖覺得這些“很虛”。 更多的醫生反映，公立醫院要把很多精力用于為“創收”而開藥、應付醫患糾紛，并不能全副身心考慮如何治療。在北京急救中心急診和CCU（冠心病監護病房）工作十多年的張曉東、從上海三甲醫院婦產科離開加入朱巖團隊的馬蕾等，紛紛無奈遞交辭呈。 不過毋庸諱言的是，這些尚且年輕的出走醫生與高端醫療的人才需求并不完全匹配。由于醫療資源的錯配以及由此帶來的患者無法分流，醫療技術最精湛的醫生始終集中于三甲醫院；并且由于公立醫療體系內部的管理制度和評價標準，這些人也必然資歷較深年齡不小，已逐漸享受到體制的紅利。 以“非典型醫生”這一ID活躍于微博上的廣東省廣醫一院醫師張子謙，近日作出一個詼諧形象的比喻：“對于體制內的醫護而言，中國醫界無異于A股市場：由于進場時間先后有別，目前來說，50歲以上的，基本是體制受益者，中盈。40-50歲的，小盈。30-40歲的，保本。23-30歲的，巨虧。” 由此不難理解高端醫療招人不易。2012年已屆66周歲的胡大一，早已過了醫師的黃金年齡，他離開公立醫院的象征意義遠比不上年富力強的張強醫生。張強醫生一直夢想擁有自己的醫療團隊，自由執業是必由之路——顯然，他是一個難以復制的特例。 多點執業僅是權宜之計 尚未開業，上海國際醫學中心已經商談好與上海交通大學旗下的12家附屬醫院開展合作，每家選取1-2個專長科室，將頂尖醫生派至醫學中心開展診療，比如血液心臟類就選瑞金醫院。 新醫改正在力推的醫師多點執業政策，為上述合作提供了基礎，但這不可避免地對公立醫院形成競爭之勢；而上海國際醫學中心方面也證實，診療業務收入的相當部分，要分別補償給前來多點執業的醫師和他們第一執業地點的醫院。 事實上，按照上海市政府的有關部署，公立醫院的特需醫療將被剝離進入上海國際醫學園區（和新虹橋國際醫學中心），以人員、品牌、技術輸出等形式，與社會資本合作辦醫，但一貫強勢的三甲醫院們對此不無微辭，而醫師多點執業更使這一決策變了味——有關專家擔心，上海所謂的剝離特需，搞不好或變成公立大學開設二級學院的方式。 張強認為，多點執業是一種不徹底的改良方式，它沒有根除附著于公立醫療體制的身份管理及其相應福利，多點執業的醫生不可能獲得真正的自由，“未來的方向還是自由執業”。 早兩年跳出體制、并因民營醫院不守信而卷入訴訟的著名心血管專家周樂今透露，他6月下旬到廣州講學，了解到廣東省正在針對醫生“多點執業”進行布置。這表明“官方認為只有先搞好‘多點執業’，才可能最終邁向‘自由執業’”，周樂今在微博上坦陳己見：“這恰恰說明要打破壟斷，前路仍很漫長！” 曾有10年科主任經歷的張強同時表示，他不太看好醫療機構之間的科室合作，以往這方面的嘗試并不太成功，如果相互配合不好還會有很多隱患。 顯然，上海國際醫學中心最初的運營模式，很多還具有階段性的特征。高端醫療要獲得發展，并與公立醫療體系各司其職共享天下，有賴于改革的深化，打破后者的壟斷地位。 |
